又一个十年过去，环保工作进入全面治理的新阶段——2013-2016年，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相继发布，为污染治理指明方向；2017年，“大气十条”首战告捷，第一阶段目标如期完成；同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用3年时间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等七大战役全面打响。 

人类环境的前景究竟如何，这是每一个人关注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的环保基本国策，到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当今新时代的生态文明思想，环境保护的概念不断升华、飞越。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道路，将带来难以承受的环境与资源代价。环境与发展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不应将二者分开看待。期待有一天，我的子孙一如我的童年，在家乡清澈的小河中欢快嬉戏，青山绿水装点着他们的梦境，金色田野铺满了他们的希望。

环保产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污染状况、治理需求同步。环保行业的第一个重要发展节点，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批卖设备、搞工程的环保公司率先崭露头角。只是因工业规模相对较小，污染影响当时更多为局部、点状，治理需求并不十分急迫，环保行业远未形成规模化发展。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在全国掀起一轮大规模经济建设，重化工业大肆扩张，各地上项目、铺摊子的热情高涨，对环境形成巨大冲击，污染从“点源”扩大至“面源”。1997-1998年，政府开始拿出“真金白银”治理污染，一批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就此建设。 

污染的加剧累积，让2000—2010年成为环保产业发展最为艰巨的10年。但同时，随着市场化手段的介入，产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治理模式发生剧变。例如“十五”末期，我国环保指标非但未完成，反而出现污染加剧的情况。当时虽无“治霾”概念，但国家已下决心治理二氧化硫，并相应出台了脱硫电价补贴政策。二三百家脱硫公司仿佛一夜之间冒出，推动全国脱硫机组装机容量占比从2004年的8.8%蹿升至2011年的87.6%。脱硫电价与后来的脱硝电价、垃圾焚烧上网电价等激励政策，反过来也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进入2010年，节能环保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年产值一度超过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最高达30%。除民间资本争相进入，一些央企、国企也纷纷开疆拓土。例如，中石化就曾注资300亿元专用于固废资源化处置及土壤修复。 

值得关注的是，在取得多方发展的同时，我国环保产业也存在着集中度偏低等问题，环保企业长期处于“小而散”的状态、鲜有巨头出现，整个行业“只见星星不见月”。例如，拥有6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只有2家环保企业，我国人口是法国的20多倍，环保企业数量却接近5万家，这并不合理。因此下一阶段，环保产业将迎新一轮“并购潮”，中小企业陆续被市场淘汰，企业数量届时或降至50-100家。这些企业均掌握真正的独门核心技术、核心装备，资本与技术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两翼”。

根据世界发展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00—3000美元水平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最为严重的约束时期。而我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的时期，如今人均GDP上升至8000美元水平，并继续向着1万美元迈进，在渡过“瓶颈”的基础上，大家对生态环境的诉求越来越高。 

诉求的本质便是高质量的能源发展——生产方式从黑色高碳走向绿色低碳，消费方式从粗放低效走向节能高效，通过技术进步、技术革命不断支持能源的转型升级。例如，近20年来，我国节能量约占全球节能总量的二分之一；本世纪前15年，我国能源强度累计下降约30%。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单位GDP能耗已由2010年的2:1进步到2015年的1.7:1，该比例目前进一步降至1.55:1。 

再如行业层面，主要高耗能行业的能效也不断优化。我国燃煤电厂每千瓦时供电煤耗2015年平均已降至310克标准煤，其中先进燃煤电厂在污染物排放达标的同时，每千瓦时煤耗只有276克，属世界领先水平。近3年还淘汰了9000多万吨钢铁、2.3亿吨水泥等落后产能，这也带来了超3亿吨标准煤节能量。 

可以说，节能作为最洁净的能源，不仅是能源、环境及气候安全的重要要素，也是一个社会公民素质和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体现，对我国这一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意义尤其重要。节能增效是先进能源体系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现已占据我国能源战略的首位。

不过，在成效初显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单位GDP能耗相比日本等高能效国家仍高出4倍多，能耗依然偏高、提效潜力巨大。我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是根本，下一步应紧抓改善能源结构的机遇，从追求速度、贪多求大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是基础，“绿色低碳美丽”并非平面扩张就能实现，它需要新的增长点来推动，而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尤其是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正是其一。

北方地区冬季采暖，一头事关民生福祉，一头连着“蓝天白云”。40年来的供暖发展史，涉及供暖方式、供暖质量、能源利用及技术进步等方方面面，是环境向着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的一个典型“窗口”。 

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地区的供暖面非常狭小，不仅普及率低，采暖舒适度也难保障，只有少数大城市具备集中供暖或燃煤锅炉供暖条件。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多采暖需求还是自发的，比如白天上学教室烧煤球、晚上抱热水袋才睡得着，更别提所谓环保意识。

如今，从分散自用到集中供热，从基本需求到体验舒适，热源的变化在其中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前30年，无论城市大型热电联产还是农村家庭取暖，各地多以燃煤为主，尤其是农村地区大量使用散煤，虽然满足了人民生活需求，但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冬季大气污染问题。例如，在北京，当时污染实际相当明显了，办公桌上到了冬季天天都是一层黑色灰尘。同时，供暖能耗占到全国总能耗的比重也逐渐增大，目前已达到15%左右。 

供暖从“非清洁”向“清洁化”转变，主要发生在最近10年，尤其是在最近3年提倡了“清洁取暖”理念后。这不仅仅是供暖方式转变，即由燃煤供暖拓展到用电、用气及更多样的能源，同时更是发展理念的变迁。一方面，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促进供暖方式随之变革，过去高耗能、高污染的用能方式不再适用，供暖逐渐向低碳、节能、清洁型过渡。另一方面，供暖也是重要民生问题，一切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满足基本温饱到越来越高的环境要求，清洁取暖与百姓诉求相吻合。 

此外，这些年取暖还伴随着供暖系统管理向着智能、高效发展，供暖设备更加多样与先进，建筑供暖能耗逐年降低等各种变化。在此基础上，也要客观看待所处环境，相比发达国家，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包括从按供给采暖向按需供暖、完善室内空气质量等转变，我国距离高质量清洁、高效供暖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