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里所说的精英，特指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尤其是那些能把自己所占有的稀缺资源在公共领域里转化为话语上的影响力的人。当精英们和既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下层相遇时，会有什么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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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否具有某种特色，都有社会学上所说的“社会分层”现象，根据人们所占有的权力、金钱、机会等社会资源，以及所处的利益结构的不同，分成各个不同的阶层等级—至于是否“十等”，那就要看怎么分了。

说一个人是“农民工”，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个人处于社会底层—是下层中比较差的那一层，而说一个人是“精英”，他肯定不是就不属于所谓的底层。在中国，精英处于哪个阶层等级上，和其身份、所占有的资源和影响力有关—是权力精英、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视乎有多少权、多少钱、多少影响力。

我这里所说的精英，特指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尤其是那些能把自己所占有的稀缺资源，比如钱、身份，在公共领域里转化为话语上的影响力的人。而且，更多是指某些具有“精英心态”的人，而非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萨义德所定义的那样，“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无论是否依附于由权力精英所掌控的利益结构，他们自身都和下层一样，普遍感到压抑，感到“不爽”。在面对“体制”时，他们和下层似乎还有某些共同语言，比如都认为现状应该改变。

这些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们，会带下层玩吗？在社会分层中，当精英们和既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下层相遇时，会有什么发生呢？

隐含秘密的社会事实

从一些现象开始。它们是隐含着某些秘密的社会事实。

2013年7月初，3位名人去了江西萍乡，去干嘛呢？去拜访当时还没有出事的大师王林。王大师给这3位男神女神的拜访准备了隆重的道具：3辆悍马、1辆劳斯莱斯，外加随从若干人等。

一个月后，8月11日晚，世界工厂东莞，发生了一起暴力冲突事件，几百人进行混战，棍棒、长刀、匕首、酒瓶乱舞，恍如香港电影里的黑帮火拼。当然，他们不是黑社会，而是两帮打工仔。又一个月后，9月19日，相似的情境在山东烟台的富士康发生。同样是两伙打工仔，因为酒后起争执，便纠集老乡，拿着钢管和砍刀殴斗。

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被砍；各地房价疯狂上涨……

如果说这些现象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它们都发生在现在中国社会这个时空结构中，而且是在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里面的各种主角，都携带着在这个背景下隐秘的心理信息。

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面前，感受到他的存在时，就会有相应的心理问题产生；当他作为某个阶层的一员，面对眼前的社会时，就更是如此。

另外，一个人只要记得他是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语言、姿态、动作，是一定会暴露出这一点的。而现在，恰恰是一个人最能记得住他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等级的时候。

各阶层的心理冲动

这3位名人，就其财富、影响力，在阶层等级中毫无疑问属于上层社会。但他只是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不拥有权力资本。这样的身份和阶层等级，放到今天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阶层关系中，一定会伴随着相应的心理问题。

从表象上去，他们去结交王林王大师，（不幸的是大师都已经倒下），是属于对神秘现象的偏好。但很多人不相信，以他的聪明绝顶，看不出这些大师们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把戏。

我想说，是的，真看不出来。这与智商无关，而是马云的心理需要。当我们在心理需要某种东西的时候，就对它闭上了眼睛。

这些名人的心理，正是今天中国上层社会的无论哪一层级的人普遍的心理：害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对于未来，并无多少确定性。

刘志军等曾经的权力精英，治疗这种心理问题的办法就是疯狂占有。但对于抽象的权力精英群体，以及权力亲缘群体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秩序—无论是权力秩序，还是利益秩序—不变，它们可以提供安全感。可是，对于马云等经济精英来说，这个秩序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也许还是风险的来源。

怎么办？办法有很多。比如，（强迫自己）认为“分配正义”或者老百姓的“仇富”，是不是可能会造成“打土豪分田地”；期待政治结构能够改变，但玩的必须是“精英民主”；和权力上层强化联系；或者干脆把钱转到国外，跳船，移民走人……以上这些选择，或是他们亲自干，或是由其他精英们代劳。

有些名人呢？公开选择了相信神秘主义，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治疗。依赖于人力之上的某种“力量”，也能建构出一个可以逃避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精神秩序。

不仅上层社会，中层、下层一样会伴随着相应的心理问题。以前面所说的相互殴斗的打工仔来说，其心理更值得玩味。中国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国家。其中的特殊、复杂，也反映在社会底层的心理结构上。

我们都很清楚社会底层的处境，他们在高房价、“拼爹”、看病贵、被人“仇穷”中普遍受挫，改变命运基本没有多少机会。这样处境的后果就是，他们的心理结构受到破坏，很多人甚至心理失衡，人性受到扭曲。其所产生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对自己，对世界隐隐有一种恨。有时候，它会非常强烈。

解决这个心理问题，同样有很多备选方案。一种是认命，这大概以“70后”以上的人为主。如果现实无法改变，却又觉得自己不应有这样的处境，那是相当让人难受的，而合理化自己的处境后，内心就没那么挣扎了。另一种是自杀，不玩了，一了百了。再一种，是精神上发泄攻击性，以“没道德”、“没素质”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乱扔垃圾，破坏公共设施。道德、素质问题，背后其实是心理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暴力。

我手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这个社会所发生的暴力刑事案件，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看，大部分是社会底层干的。屠童的、在大街上杀人的，舍这些人其谁。

问题的一面是暴力，但另一面，是暴力的承受者，更多的仍是底层，因为也只有底层最没有防御伤害的能力。而从东莞、烟台的两伙打工仔火拼可以看到，即使属于同一个阶层，他们也并无明确的“阶层意识”，无论是在身份上、利益上都没有认同感。这上层社会以及精英们完全不一样。

底层社会，可以说在各方面都吃亏，自身的素质，成为维护自我利益的障碍。整个下层（包括10年来在高房价、高物价的挤压下已经“下层化”的白领中产等）也好不到哪儿去。

利益和心理的食物链

阶层心理是被阶层结构、阶层关系决定的，这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心理学延伸。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社会分层，“排排坐，吃果果”的情况大致怎样。

屁股不仅可以决定脑袋，也可以决定心理—当整个社会有不安全感、感到关系紧张的时候，那就更是如此。

社会学家们最喜欢这样玩：研究某个社会现象，比如农民工的命运处境时，总要提一句背景，所谓的“社会结构转型”。不错，可以认为，从改革开放时起，30多年来，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进程中，很多东西都在发生变迁、变化，有些甚至面目全非。

到现在，虽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某些东西有停下来的意思，因为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最能让“既得利益集团”们感到安全，但“改革”这个词还在提，“转型”并没有结束，从社会变迁的逻辑，以及人们“改变现状”的热望看，也不可能结束。

可是社会转型的某个重要内容，让人怀疑真的基本完成了，至少已经没多大变化。这就是阶层结构的洗牌。对它的描述就是已经毫无新意的“阶层固化”。它意味着社会下层，更不用说底层，在阶层等级上往上攀爬的机会开始变得渺茫。

在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中，人们热热闹闹地通过教育、市场创富等途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而且想象着机会更多，现在突然发现很难玩了，社会下层肯定不干。可是，在掌握着强大的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的上层社会面前，他们又能怎样呢？他们只是作为一种可能存在的力量，心理的能量，威胁到秩序和利益结构的稳固，让权力精英、经济精英们产生属于他们那个阶层的心理问题而已。

很明显，这个日趋固化，也就是秩序化的阶层等级结构，在上、中、下三个大的阶层等级，以及每个阶层等级中的多个层级中，对应着参与机会的分配，以及被制度、政策所影响的利益结构（能够让某个阶层的人得到什么，另一个阶层的人失去什么），同时还有人们的社会价值排序，以及不同的机会和命运。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精英和社会下层的纠葛

现在，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精英们，在推动阶层结构、政治结构的改变中，会带下层一起玩吗？

先看一下他们和社会下层所存在的怪异的关系。

一方面，精英们在社会下层那儿有很多粉丝，他们具有偶像般的待遇。比如任志强的粉丝并不全是炒房者，其中还有很多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的房奴，以及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人。

并不奇怪中国社会具有某些珍稀物种—当精英们通过“市场”在公共领域表演时，无论是娱乐市场、政治消费市场，还是成功励志的市场，这些物种就会大量地被猎获。这一法则大概世界通用：一个社会下层者，会去艳羡、崇拜那些剥夺了自己父辈，以及自己的人，这是对自己的“激励”，至少可以让自己在心理上寄生。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社会下层，又表现出害怕和警惕。看一下他们习惯性的话语模式就明白。诸如“暴民”、“不懂××学”、“舆论干预司法”、“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死一个人”、“警惕民粹主义”……无不透露着对大众鄙视的精英味。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玩？

精英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等级结构中，处境其实是尴尬的。他们大多数人处于中层的最上一层，以及上层的最下一层。在整个利益结构上，他们是受益者，但面对上层的权力—资本，则备感压抑。这使得他们无论对上层还是对下层，以及整个利益结构，都具有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他们的阶层等级所伴随的心理问题，也就是压抑、纠葛。

就说对下层，这种心态很容易理解。精英们确实需要无数粉丝，这不仅是谋求影响力的利益需要，而且其实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觉得面对由上层所主导的利益结构、政治经济格局时自身的弱小。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无名的下层，一堆抽象的数字，既可以是博弈的筹码，同时，在心理上，也具有壮胆的功能。但社会下层在他们面前，不能有任何意志，更不能有任何违逆于其利益的声音，即不能独立地存在，否则，就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比如，在“舆论干预司法”这一伪命题的争议中，很多法律精英，包括律师和专家，总会跳出来指责老百姓。他们似乎看不到这一双重标准：为什么老百姓议论几句就是干预司法，而你议论就不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如果老百姓发声，在这个领域，他们的话语权必然削弱，而话语权威的失去，很可能导致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必须保持对此的垄断。如果社会下层独立意识的增强，碰到了这个利益结构，他们肯定是会骂社会下层是“暴民”的。

某些肚子里并没有多少货的“专家”也一样。当他们的声音要对公共事务提出解释、规范时，同样预设社会下层，以及他人只能闭嘴，理由就是人们不懂“××学”。知识—权力，正是他们本能地要维护的利益结构。

如果一个精英是经济精英，那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下层并无同构之处，预设下层社会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并不亚于从权力、资本上层那儿感受到的压抑。所以，要他们带下层一起玩，这一可能性在今天基本上不存在。

这一切，都会在阶层心理、社会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煎熬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本文来自《南风窗》2013年第21期（2013.10.09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