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空气会变好吗

    你相信北京空气会越来越好吗？南方周末记者在环保圈的朋友里发起了一个小调查。24位参与者中有20位回答“相信”。乐观的态度首先在于这里是政治中心，和那么多首长“同呼吸”。

    做这道“证明题”时，朋友们列出了亲身体会的证据。近两年来，从中央到北京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北京市长更承诺完不成治理目标就“提头来见”。

    环保从业者的感触更深。一位环境咨询师发现环保方面的资金支持政策在增多，他正在给北京市政府提供咨询：如何资助节能环保产业。而且，连北京市气象局都首次设置2000万元预算用于人工消霾。

    北京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则发现，北京市委全体会议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起，四个月内开了三次，大气污染治理是会议的重中之重。

    信心还来自历史经验。历史上的伦敦、洛杉矶、东京，甚至北京奥运，无论是“慢性调理”还是“急性治疗”，都带来了蓝天的回归。

    不过，小调查中的支持率要打折扣。因为其中四成是“不可能更差了”、“为下一代我必须相信”的悲壮心态，或是“短期难说、长期有效”“量变到质变得有过程”的忧虑。

    最后一类的判断与专业人士一致。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8位直接从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政府官员、学者和NGO人士中，只有两位非常干脆地表示“有信心”，其余的回答时略显犹豫，尤其担心长期改善的效果。

    日本东京的空气治理已取得成功。对比中日，“中国的大气污染对策和日本相同。”东京财团研究员染野宪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曾在驻华日本国大使馆从事中日环境合作相关工作。不过，染野提出了两点差异，一是时间，日本1960年代已经治理，2000年开始监测PM2.5时，东京的PM2.5年均浓度只有25微克/立方米（单位下同），这已经相当于2013年海口的浓度。二是资金，日本1970年代，治理污染投资最大占到GDP的8.5%左右，而中国只有2-3%左右。而且，东京只有约1300万人口、机动车只有440多万辆，且靠海。

    全民关注、有不确定性——保险公司敏锐地捕捉到了大气污染这两点特征。最近，人保财险和中国平安均推出了“雾霾险”。不过产品上线不到一周，雾霾险就被保监会叫停。据媒体报道，这是因为雾霾险“带有噱头性质”，“与保险本质相悖，不再是保险产品，更像是博彩。”

    北京空气正在变好吗

    空气质量变好，会不会如博彩，纯靠概率？

    根据监测数据，可以部分总结出北京市空气是否在变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最近发布的报告做了对比：北京2013年1月份PM2.5最大小时浓度是867，2014年2月则是595。结论是“2月份的重污染过程较去年1月初的污染程度有所降低。”

    595依然是个“爆表”数，这能说明北京的空气在好转吗？

    “要谨慎乐观。”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教授说。他将污染的降低分为了三个层次：短期改善的迹象、区域改善的现实和长期改善的规律。“这次还是第一个层面，有改善的迹象。”

    “改善的迹象”这个结论也是谨慎得出的，灰霾的形成包括污染排放气象条件，二者分为内外因，作用需区分。综合分析温度、湿度等多项指标，气象专家给贺克斌的解释是，2013年1月和2014年2月的气象条件相似。而且，除了环保系统的监测站，清华、北大、中科院等研究机构的监测结果也显示了污染物“具有统计意义的下降幅度”。

    由此，贺克斌认为2014年2月重污染日的应急预案有积极意义，好似“发烧从41℃降到了39℃，干了没白干”。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也是类似的观点。“我们不能过高估计现在的成效，污染还是重，公众还是感受不到成效，需要更强的治理措施。”对于公众而言，最为敏感的是能见度，PM2.5在1-200时是个拐点，超过这个值，就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虽然短期成效难以判断，长期历史数据却是乐观的。京津冀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主任张小玲就常被问及：现在是不是雾霾最严重的时候？

    “雾霾不是现在才有，现在也不是最厉害的，根据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根据，80年代雾霾日数比较高。”张小玲说，“2000年以后是波动下降，2012和2013年雾霾日数回升了。”张小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气象的波动会对霾的形成造成影响，例如他们观察到现在风速变小、降水量日数减少，有利于成霾。

    如果监测数据可靠，北京的空气质量的确在好转。北京市长期监测的老三项——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的2013年均浓度比1998年分别下降了78%、24%和43%。

    可惜最受瞩目的PM2.5，北京市从2013年才开始大范围系统监测，没法和历史比较。“根据科研单位研究性监测数据，我们内部的交流是‘基本持平，缓慢改善’。”北京环科院院长潘涛说。不过他也强调，由于仪器、方法、监测位点的差异，这仅作为参考。

    北京空气何时变好

    如果说上述两道“证明题”可以干脆地回答或找到例证的话，“何时变好”这个问题则让专家犯难。

    “变好”最起码要达到我国的国家标准，进而达到世卫组织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指导值。按照北京市2012年的工作方案，达标预期为2030年。根据中科院院士郝吉明2013年11月的报告，2050年，才能“基本实现”世卫组织的指导值。

    这两个预测时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潘涛正在参与编制《北京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这是北京市第一次从源头上规划环境。规划年限是2015-2030年，何时大气环境可以达标是规划的重点研究内容。“现在刚开始研究，还没有研究清楚。”潘涛说。

    如果换一种证明的方式，考察目前的治霾措施，依然令业内担忧。

    北京市颁布了围绕污染源开展的“减煤、减排、控车、降尘”共计84条措施。全国最严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也在2014年3月生效，使出了“加倍处罚，罚无上限”的利剑。

    虽然每一条都很难，多位业内人士表明，更难的还是分散的生活污染源减排和区域的联防联控。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创始人冯永锋在京津冀和山东发起了“华北煤问题”的调查，志愿者调查发现，包括北京在内，无煤区很难推进，外来务工者和农村的散煤更难替代。环保部组织的跨界督查也发现，露天焚烧和堆放很难监管。

    贺克斌对京津冀进行核算后，为河北感到担忧：如果只纳入河北省行动计划中的定量措施，到2017年，河北省PM2.5浓度只能下降18%，达不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的京津冀降低25%的目标。

    这只是保守估计。减排措施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类，类似“加强监管”的定性措施，没有纳入计算。“定量的措施必须百分比达到，定性的措施要达到更大排放量。”要完成25%的目标，贺克斌提出了警示，“河北要加码，执行必须到位。”

    “日本的高度经济成长期后，地域的经济差距不是特别大，我们才能有全国统一的治理对策。比如说，东京和东京周边地域一起控制污染。”染野说。

    由北京市市委书记郭金龙担任组长，由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京津冀各市（省）长担任副组长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已开了几次会。2014年3月，北京市环保局成立了“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承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如何破题，柴发合的感觉是“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