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对包括绿色GDP、GEP在内的新的GDP替代者的态度呈两级化：抗拒或非常欢迎

　　这些GDP替代者们有着不同的境遇。比如，绿色GDP虽然提出的时间最长却命运多舛；生态GDP核算体系方案基本落实，今年年底有望实施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乐于尝试告别“唯GDP论”。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包括绿色GDP、生态GDP、GEP等各种“类GDP指标”开始频繁地见诸报端，并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之中，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新标尺。

　　就在两周以前，有媒体报道了广东开始试验“法治GDP”的消息，称广东通过制定《指标体系》和《考评办法》，将依法行政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相关报道称，这种“既出台指标体系，又出台考评办法”的做法在全国尚属首例。

　　不过，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而言，他们仍未做好告别“唯GDP论”的准备。比如，“用什么样的‘类GDP指标’代替GDP”就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GDP十八大后更“失宠”

　　GDP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由来已久——尽管从书面的干部考核规则看，GDP从来不是中国干部考核的唯一指标，但从其进入考核内容起，无疑是最重要的指标。

　　1985年，在实行改革开放的第7个年头，中国开始核算GDP，迄今已有近30年历史。这30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30年，也是GDP分量越来越重的30年。

　　不过，“唯GDP论”在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让中国环境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沉重代价。近年来频发的雾霾、水污染等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国人最为关注的热点。

　　在此情况下，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不应简单以GDP论英雄，并多次强调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淡化GDP，重视民生”成为政绩考核的新导向。

　　2013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

　　半年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国发出重要通知——《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宣布改革中国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

　　中组部负责人在关于《通知》的答记者问中表示，未来的干部政绩考核，将从5个方面体现“不以GDP论英雄”：考核不能“唯GDP”；不能搞GDP排名；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考核结果使用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

　　不少专家对此给出高度评价。有媒体援引学者的话称，中国官员的“唯GDP”现状必须终结，未来应是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等并重。中国需要尽快扭转环境继续整体恶化的趋势，尽早迎来环境从恶化向好转的拐点。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建立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对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这意味着全国将有一半左右的县和县级市取消GDP考核。

　　至少出现4种新型考核体系

　　在中央屡次强调“不以GDP论英雄”的背景下，多个省份对市、县(区)的考核进行了调整。

　　就在今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自2013年以来，包括福建、山西、宁夏、河北、浙江、陕西等多个省份对市、县(区)的考核进行了调整，降低或取消了GDP考核。其中，仅在今年七八月份，福建、山西两省就有共计70个县(市)取消了GDP考核。

　　取消了GDP考核，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用什么考核标准替代GDP？

　　事实上，在近十年间，中国官方已认识到GDP政绩考核之路不可能走太久，必须作出改革。在一些与环境生态相关的政府部门下设研究机构中，新的“类GDP指标”早已在研究之中。

　　绿色GDP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绿色GDP，是指从现行GDP中扣除了自然资源耗减价值和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GDP。早在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和国家统计局就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而此后的10年间，我国曾4次公布绿色GDP数据。

　　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于2012年提出的GEP则是另一种新指标，和“做减法”的绿色GDP不同，GEP做的是“加法”。

　　GEP全称为生态系统生成总值，旨在建立一套与GDP相对应、能够衡量生态良好的统计与核算体系。通过计算森林、荒漠、湿地等生态系统及农田、牧场、水产养殖场等人工生态系统的生产总值，来衡量和展示生态系统状况。

　　一项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的试点研究表明，如果用传统的GDP核算，一个在沙漠投入100多亿元进行沙漠修复绿化和沙漠经济发展的企业其产出只有3.2亿元，而如果用GEP核算，其生态服务价值高达305.9亿元。

　　同样于2012年提出的生态GDP也是在做“加法”。

　　和绿色GDP相比，生态GDP核算在传统GDP的基础上减去环境退化价值和资源消耗价值后，再加上生态效益。按照相关研究团队的数据，中国森林涵养、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育等生态效益一年的产值大于10万亿元人民币。

　　除了上述几种从生态和经济角度进行评价的“类GDP指标”，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将依法行政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当中，并制定了被称为“法治GDP”的指标体系。媒体报道，近年来，珠三角多地政绩考核纷纷纳入法治指标，“法治GDP”的新政绩观渐成气候。

　　2013年年初，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依法行政的指标体系和考评办法，为约束行政权力提供了具体操作方案，这一创新之举被称为“广东法治模式”。

　　法治GDP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表示：“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的经济、社会、人文和环境指标等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法治指标，简称‘法治GDP’，那么，各级政府和官员就不会唯经济指标马首是瞻，推行法治就会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地方政府的两种态度

　　这些GDP替代者们有着不同的境遇。比如，绿色GDP虽然提出的时间最长却命运多舛；生态GDP核算体系方案基本落实，今年年底有望实施。

　　早在2004年，主推绿色GDP的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和国家统计局就开始就绿色GDP核算工作进行10个省市的试点，但此后不久就陷入沉寂。

　　“绿色GDP的突然沉寂，是因为绿色GDP的研究和公布受阻，这既与技术上的争议因素有关，也与部门之间主导权之争相连。”一位长期关注绿色GDP进展的专家称。

　　有媒体报道称，在部门协调问题上，绿色GDP的核算涉及到统计、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到底是环保部还是统计局主导，也存在不同意见。国家统计局官员曾公开表示过对环保部“高调”、“越权”的不满。

　　此外，环保部的官员还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绿色GDP的研究受到了来自某些地方政府的阻力。

　　绿色GDP课题组成员吕忠梅对媒体回忆说，课题组希望对全国进行绿色GDP核算，开始有一些省份不愿意参加；过程中，又有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结果出来后，仅剩的几个省份都明确要求不要对外发布。

　　不过，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对包括绿色GDP、GEP在内的新的GDP替代者持欢迎态度。

　　以广东为例，不仅对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提出并倡导的GEP表示欢迎，更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被称为“广东法治模式”的“法治GDP”考核。

　　一个被媒体报道的故事是，在2013年的广东省长与专家座谈会上，IUCN驻华代表朱春力推GEP并获得支持，广东省长朱小丹当场表态，广东邀请朱春全组织相关专家研究落实GEP在广东试点。

　　事实上，在国家层面的绿色GDP核算复归沉寂之后，湖南在2012年提出率先在全国试行绿色GDP指标考核体系。而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湖北省2013年经济工作会上，湖北也提出将绿色GDP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两大目标之一。

　　目前，海南、安徽、新建等多个省、自治区也已开始着手建设绿色GDP评价体系，建立绿色GDP考核办法。

　　而在生态GDP方面，则受到黑龙江、吉林等东北地区省份的热捧。据了解，由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首席专家王兵研究员提出的生态GDP是在国家林业局的支持下进行的，并获得了吉林、辽宁、黑龙江等林业主管部门的支持。

　　就在今年9月，王兵对媒体表示，生态GDP核算体系方案基本落实，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正在对方案进行最后的评估、修改，今年年底这一核算体系有望实施。

　　部分“新型GDP”被指前景不乐观

　　不过，在一些专家看来，绿色GDP之所以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抵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种只做“减法”的核算只会给地方官员带来“负政绩”。

　　“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绿色GDP本身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环境资源损失，体现的是负能量，而没有反映出生态环境自身的正能量，即其产生的正面的生态效益。”王兵曾对媒体表示。在王兵看来，生态GDP因为把生态效益做了“加法”，因此弥补了绿色GDP的缺陷，也更利于地方接受。

　　“如果将来各地进行生态GDP排名的话，那些经济不够发达但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其排名可能会靠前，由此可以更好地督促这些地方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避免走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王兵说。

　　“生态GDP中的生态效益也并非新鲜事物，在我们第一次做绿色GDP时，就有人提到了这个概念。绿色GDP之所以只考虑算减法，而不算加法，因为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下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负。”进行绿色GDP核算研究的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说。

　　目前，王金南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已经核算到2012年，目前使用的指标是绿色GDP核算的2.0版本。“也就是说，原来算减法，现在假设一个地方的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改善，改善的效益再作为加法加回去。”

　　不过在王金南看来，生态GDP核算更多关注的是林业生态。同时，包括生态GDP核算、绿色GDP核算在内的所有核算体系，目前都是一套评估体系，还不能用来考核和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表示，环境的价值是GDP本身的增加值，绿色GDP核算的统计和计算口径与现行GDP核算不同。GDP是一种真实的价值，但绿色GDP无法在市场中体现。

　　“传统GDP是按年统计的，体现的是一年内的国民经济增加值，但环境的增加值不会在短时间内体现出来，这个时间一定要足够长。当年的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损害，不一定在当年就体现出来，环境的改善也一样，当年的经济行为不体现为当年的价值变化。”马中说。

　　他认为，这和生态GDP核算面对的问题是类似的。

　　“一项生态改善和一个物种的丧失，如何评价它的影响？如果要评价，一定要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来衡量，比如衡量100年内一个物种的丧失对经济、环境等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不在一个时间尺度内来衡量，二者是对应不起来的。”马中解释说。

　　在去年的一篇报道中，有地方官员表示对生态GDP并不看好，认为绿色GDP在很大程度上被官方“放弃”了，作为修正版的生态GDP概念，前景也不乐观。

　　“最致命的原因在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统计大多是根据物理量来完成的，而将其换算成统一的价值量，就涉及到计算的方法、换算的标准等复杂的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学界并未有统一的规范，因此其结果存疑。这也是绿色GDP后来被淡化几近失声的原因所在。”该官员分析。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新世纪》《第一财经日报》、中新网、新华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