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官员认为，如果缺乏自己的认证体系，环保部门则缺乏监管依据。“因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可以去管社会环境监测机构。”

不过，新环保法以及两高关于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已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做出了规定，重则可入刑。而有一些省份早已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

“这个饼画得很好，但实施起来还有很多困难和问题。”2015年4月13日，广东省一名环保系统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担忧道。

这里的“大饼”，指的是《关于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月5日，环保部印发了该“意见”，称全面放开服务性监测市场，有序放开公益性、监督性监测领域。

环境监测，这一领域原本主要由各地环保部门下属环境监测站所主导。如今这一市场的放开，将诞生一块千亿级“大蛋糕”。“十二五”期间，全国环境监测总投资需求将达1000亿元。

不过，从多名受访的环保官员、企业老总的反应来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前已有多地进行了试点工作。而在一些官员看来，这一政令之后，环保部门亟需厘清这一新兴行业的监管细则。而公众聚焦的监测数据造假问题能否通过市场的力量荡清，目前依然是一个问号。

能否挤掉数据水分

能否挤掉数据造假的水分这一问题，山东省环保厅的回复是“可以”。

“过去环保部门自行监测，自行监管，质控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山东省环保厅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称，过去，环境空气质量良好率由各市自行上报，全省达到了95%。在实行政府购买社会第三方服务之后，该数据降低为66%，挤掉了29个百分点的数据水分。全省空气站平均设备运行率和数据准确率均达到90%以上。

这个答案令人惊喜。环境监测包括企业日常监测、项目验收监测、环保部门的执法、监督性监测等。在这由环境监测站主导的单一管理体制下，其中的数据造假等问题早已是业界知晓的沉疴，不仅有媒体曝光，而且环保部及地方环保部门多次点名通报（详见南方周末2013年6月27日报道《“千里眼”明造，“障眼法”暗行——百亿在线监测工程，造假仅需“垫几块砖”》）。

“监管是环保局，监测是监测站，都是一条裤子的，大家不相信这些数据。”湖南一家第三方检测公司副总说，“市场化是没办法阻挡的。”

不过，应对数据造假，并非放开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不少受访者看来，主因是监测任务繁重而监测站人手不足。“一来监测站人力不够；二来监测站可能是收支两条线，多做也没有额外报酬。从这个角度来说，开放给第三方，他们的积极性是很强的。”北京市城市排水监测总站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范云慧说。

事实上，监测数据造假问题依然不容乐观。2015年4月1日，在有数百名各地监测站负责人参加的现场工作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坦言，有的地方确有监测数据造假的问题。此前不久，《中国环境报》曝光了福建省环境监测市场乱象：“有的公司连最基本的实验室也没有，仅有一些快速的测试仪器就敢接任务。”

第三方检测机构同样面临着监测数据的“诚信危机”。福建一家知名监测公司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第三方监测主要的问题，和国有监测站面临的问题是差不多的。”

“在这个市场里，规范和不规范的做法，成本最多相差十倍。”他举例，“像环评监测，本底监测六个点位，连续监测七天，每个点位最起码要一个人值守，再加上两个采样车的司机、后勤辅助人员，最少要十个人才能完成任务。这是规范的情况。如果不规范，就是没到现场，连监测仪器的采样口都没开就可以出报告。”

“从行业上来讲，对这个制度的推出非常欢迎。大家都感觉到很兴奋，以前必须靠关系、走门路做的一些事情，现在通过社会化服务，可以靠自己的技术、能力去竞争了。”北京金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斌说，“但是转变可能需要有个过程，市场化、社会化服务的推动进度怎样，是大家比较担忧的。”

如何设立准入门槛

这一新兴市场的规范工作，一些省份早已开展。

前述广东匿名官员表达了他的担忧：“前期不能有任何门槛。但到了后面，社会化监测机构一旦出了什么事，我们还得去管。现在是把全部压力集中在了中后期的管理上。”

而在北京、江苏等地，则在数年前就出台了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的能力认定管理办法。例如北京在2010年开始，分批认定环境监测机构，目前至少有24家机构。

建立准入门槛并不能消弭行业乱象。业内人士指出这其中可能会有权力寻租空间。“现在主要由环保部门来招标确定一家（第三方机构）。”杨斌透露，“但可能是换汤不换药。有能力做污染源第三方监测的，往往还是原先那些设备运营的公司。”

江苏省环保厅为此对第三方监测设置的门槛非常细致。“这8家（指通过认定的机构）每一项都是经过了上岗能力考核的。包括资产、房子、仪器，甚至对工作人员都要去对社保。这样避免了一些机构东挪仪器、西挪仪器（指借仪器）。这就是硬碰硬，就是一定要有实力的才可以进入市场。”南京力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翟永恒说。

山东则是设置了竞争机制。山东采用了“TO模式”（转让-经营），以空气监测作为突破口。专业化的社会机构通过竞争分别获得运营业务和比对业务，两者独立运营，互相监督；政府的环境监测部门则对运营单位、比对单位进行质控管理考核，政府部门花钱购买合格数据。

作为广东的试点，佛山市环保局希望能监管第三方环境监测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在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佛山市环保局表示，“对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从入门、业务委托、业务开展、结果报送的全过程的把关管理，并组织专家们制订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开展质量核查工作。”

但该市环保局亦承认，受制于人手短缺，案牍上的规范只能打折扣，“现场质量核查的频次较少，存在对社会监测机构人员、项目变化等情况掌握不够及时情况”。

广东的另一个试点东莞的遭遇类似。由于监督人员短缺，东莞环保局虽然对社会监测机构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现场采样暗访等，但检查频率相对较低，难以进行有效的、全过程的现场跟踪监管。

“人手不够”是开放环境监测市场的主要原因，但是开放以后，在监管上，这一问题依然绕不开。

需要再颁资格证吗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第三方环境监测的开展，需要厘清与CMA认证的关系。

CMA，即中国计量认证。我国计量法规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即只有取得CMA认证的检测机构，才能从事检测检验工作。

在放开第三方环境监测市场之前，环境监测站承担着环境监测主要职责，其亦需获得CMA认证，并接受质监部门的监管。一名广东省监测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环保部门是从行政、业务上进行管理，质监部门则是从认证认可上进行管理。“如果出现重大恶劣问题，质监部门可以吊销资质，环保部门就可以处分。”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中，规定了3种环保部门可以责令环境监测机构限期改正并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予以处罚的情形。

尽管两者并不矛盾，但市场放开之后，有业内人士认为，环境监测需要自己的认证体系。

“环保部门多年来并没有建立针对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的认可办法和体系，其他部门早就有，比如建设、交通、水利等，按理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合理的事情。”湖南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在博客上写道。

前述广东环保官员也认为，如果缺乏自己的认证体系，环保部门则缺乏监管依据。“因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可以去管社会环境监测机构。”

不过，在新环保法以及两高对刑法中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已经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做出了规定，重则可入刑。

而有一些省份早已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除了上述北京等地的认定办法，在2011年，山西环保厅就颁布了《山西省环境监测资格管理办法》，对各类环境监测单位的“资格证”做了详细规定。

这亦引起了一些争论。上述的湖南第三方检测公司副总就认为：“以前企业只要有CMA认证就可以从事环境监测，这是计量法支持的。现在又出台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业务能力管理办法，是否跟法律相违背？这几年国务院已取消了很多行政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