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中国的污染问题主要症结在污染性的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未来所需的绿色投资将主要来自私人部门，为此需要发展出强有力的绿色金融体系。

　　在5月18日由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联合主办的“中国绿色低碳融资国际论坛”上，马骏表示，央行高度重视绿色金融，人民银行研究局去年牵头成立了绿色金融工作小组，该小组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合作完成了一份200多页的政策建议，已经在4月发布，提出了14条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建议。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近期公开表示，央行正主持起草金融业发展与改革“十三五”规划，而绿色金融将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马骏透露，一个月前，央行在其下辖的中国金融学会下，成立了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当时预计会有40到50个成员单位参与，但是最后共有80多家成员单位参与，主要包括金融机构、服务性机构，以及一些学术研究单位。“那么多机构加入表明中国金融业对推动中国绿色转型的承诺。”

　　为什么要发展绿色金融

　　马骏援引NASA数据表示，全球PM2.5浓度最高的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北非、中亚，均接近80。

　　在全球大城市的国际比较中，中国PM浓度最高的城市为石家庄——年均150，全球最高的印度新德里比石家庄稍高，紧随这两个城市的是卡拉奇、西安、多哈、北京。中国PM浓度最低的城市为海南三亚，年均为26，亦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的25的人类健康范围标准。而发达国家大城市该数字多在 10-20之间。

　　马骏引用美国科学家根据50多个城市数据的研究称，如果PM2.5浓度上升10微米/立方米，人均寿命将缩短两年。不过，他也对财新记者澄清称，这一数字并不能线性递推——并不意味着浓度提高100，人均寿命就会缩短20年，但解决PM2.5问题的紧迫性已可达成共识。

　　此前清华、北大两位教授曾有定量研究显示，淮河以北居民因燃煤污染人均寿命缩短5.5年。亚行和清华最近的研究估计，光是空气污染——不包括土壤、水污染，对于中国每年的经济成本就占GDP的3.8%。

　　对国际上更为关注的气候变暖问题，马骏表示有科学家曾做出预测，如果当前的变暖趋势不改变，到2060年全球绝大部分地区会出现严重干旱，同时海平面会上升，很多物种可能灭绝。

　　治污面临的问题本质

　　马骏表示，不少人，尤其是环境工程学者认为，主要是排放出来后的末端治理问题：电厂没能装脱硫脱销装置，没能提高排放标准以降低排放量。

　　但是一些研究发现，更为主要的是经济结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主要在于三方面：工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

　　他说，研究显示，给定GDP产出，重工业产生的污染是服务业的9倍，而中国重工业占经济比重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给定同样当量，煤炭产生的污染是清洁能源的10倍，而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占比高达67%；给定同样运输量，私家车的污染是地铁的10倍，而公路出行在中国城市运输中占93%，地铁仅占7%。

　　“污染性经济结构背后的是污染性的投资结构，太多资金投向了非污染产业，太少投向绿色产业。”他说。

　　根据央行估算，今后五年中国所需绿色投资至少要达到每年两万亿元。另有学者估算这一数字可能高达每年3-4万亿。根据过去几年财政支出，财政能提供的至多为2万亿中的1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绿色投资必须来自民间资金。

　　而发展中国家财政能力往往相对较弱，德国的新能源补贴占GDP比例为0.7%，中国为0.2%，印度的这一比例更低。

　　“经济结构绿色化需要投资绿色化，而后者最大瓶颈是私人部门在当前价格信号下，污染外部性无法内生化，导致私营部门对绿色项目投资兴趣不足。”他说。

　　比如地铁项目的回报率通常为4%，而市场对长期投资的回报率要求通常为6%。这就意味着必须有强有力的绿色金融体系——在财政无法充分纠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动员和激励民间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投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