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中国银行发布消息称,其作为全球协调人协助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202.SZ)完成3亿美元境外债券发行,票面利率2.5%,期限3年。这是中资企业发行的首单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是满足发行透明、环保承诺等条件,并保证募集资金专门用于绿色项目的债券。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19日在出席“2015中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时介绍,2014年全球发行的绿色债券达到近400亿美元。
马骏认为,发行绿色债券,可以拓展新的绿色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十三五”期间,国家应加快包括绿色债券在内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高污染的背后
《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共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170余次,其中京津冀地区发布黄色及以上预警信息60余次。当年全国共发生突发性环境事件471起,平均每天1.29起。
两年前,就有相关调查和研究成果显示,淮河以北居民因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使人均预期寿命缩短5.5年;全国有82%的人饮用浅井和江河水,其中水质污染超标的水源占75%。
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所做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9%以上污染超标。另外,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的研究报告也称,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高达3.8%的GDP。
“高污染的背后是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马骏说,中国的重工业占比为主要经济体中最高,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9倍。中 国的常规煤炭占能源消费比例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比重的1/3~1/4。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为清洁能源的十倍(给定当量)。
他举例,地铁出行占中国城市出行比例仅为7%,而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地铁出行比例高达70%。给定同样运输量,私家车产生的污染是地铁的10倍。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介绍,2013年,我国包括化学需氧量(COD)等在内污染物的排放量居世界首位,而流经城市的河流受到的污染可能更严重,甚至出现酱油河、沥青河、赤豆河、绿豆河。
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COD排放总量2352万吨,氨氮排放量245万吨,两项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且超过环境容量近162%。此外,75%的湖泊出现富营氧化。
“以城市PM2.5年均浓度达标为约束的环境容量核算结果,全国只有海南和西藏未超载。”王金南介绍,河南、河北、天津、山东、安徽、北京的二氧化硫,河南、河北等地的氮氧化物都超标1.5倍以上。
马骏分析称,污染型的产业结构源于污染型的投资结构,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缺乏鼓励绿色投资的机制。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也认为,目前,我国环境形势日益严峻,这与高污染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结构密切相关。改善我国环境不仅要依靠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财税、金融等手段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只要资金从污染性行业逐步退出,更多投向绿色、环保行业,土地、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将随之优化配置。”
绿色金融政策建议的预期效果
企业的心声
在19日的论坛上,多家企业的高层对于现实的绿色金融状况颇有怨言。
“其实,绿色金融离我们还比较远。”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说。
他介绍,环保行业的企业规模普遍比较小、分散,多年来很难享受到绿色金融的“惠泽”。“相反,环保企业在金融方面,都是高成本的。从银行拿到钱很不容易,成本也高。目前,其他手段还很少,债券、票据都是不方便的。”
在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友谊看来,环保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比较低。“我个人觉得,目前直接融资不到20%,间接融资占80%。”
张友谊表示,我国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需要拓展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方面的业务。其中,不仅是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也包括政府机构的配合。“绿色金融的目的是把资金引入到绿色企业、绿色项目上。如果项目做的好,就能反映到金融创新上。”
环保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赵华林认为,目前,环保市场遇到了投入不足的“硬约束”,“必须通过市场、政府相结合,让环保投资达到社会基本的投资回报率甚至高于社会投资回报率,这样才有可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
在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以及PPP等新模式的推进下,我国“十三五”环保市场潜力巨大,总的社会投资有望达到17万亿元。
“我们估计,中国未来需要每年2万亿元以上的绿色投资。但是,目前政府年度预算只能拿出3000亿元左右投入到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绿色领域。”马骏说,在全部绿色投资中,预计政府出资只能占10-15%,其余的85-90%需要民间出资,需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来激励和引导大量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
“仅靠中央财政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搞第三方治理和PPP模式,让社会资金进来。但目前社会资本在实际进入过程中仍然遭遇阻力。”赵华林说。
国投创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翟俊却注意到,近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开始把目光转向环保产业。“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券商,到这个圈子来刷脸。”
绿色金融体系主要领域
重要的是信息披露
“‘十三五’期间,我国应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环保产业。”马骏认为,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绿色项目回报率和降低污染性项目回报率。
他告诉记者,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推进绿色金融的具体措施。
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巡视员赵鹏高介绍,绿色化广义上涵盖了生态环保,主要是治理环境污染,保护修复生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也就是发展环保产业。
“金融机构绿色信贷、环保基金、PPP等将破解环保产业融资难的问题。”赵鹏高说,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加大绿色信贷比例,推动绿色金融债发行,京津冀生态环保绿色基金、长江经济带水环境基金等已提上议事日程。发改委、财政部力推的PPP项目都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这些都将为环保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具体建议中,马骏认为,对绿色贷款贴息可以大大提高财政资金调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可达20-30倍),应扩大财政贴息资金规模,提高其占财政支出比重。同时借鉴德国经验,试点财政部门将绿色贷款的贴息管理权交给绿色银行或绿色金融事业部的做法。应发展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提高排放数据质量,发展碳金融包括碳基金、碳租赁、以碳收益为抵押(支持)的贷款与债券。
目前,国际上已有标准普尔全球清洁能源指数、纳斯达克美国清洁指数、FTSE日本绿色指数等。马骏建议,开发绿色指数,推动机构投资者开展绿色指数的投资应用,鼓励资产管理机构开发多样化的绿色投资产品,包括公募基金、ETF、集合理财、专户理财等,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系统,建立强制性绿色保险制度。
马骏建议,由环保部和保监会发布《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强制实行的范围应包括多类采矿、冶炼、化工、皮革、危险品运输等高风险行业。
“应确立金融机构环境法律责任,通过修改《商业银行法》,明确银行的环境法律责任,以条例形式进一步明确银行对所投资项目环境影响的审查、监督义务,合理设置银行担责限度。”马骏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不足,主要是缺乏强制性。他建议修改《证券法》,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同时建立披露标准,包括数量指标,强制披露要求可以从部分行业启动,再逐步扩大到其他行业。
王金南认为,应鼓励环境金融服务创新,推进环保PPP,尽快建立向金融机构推介PPP项目的常态化渠道,鼓励金融机构为相关项目提高授信额度,增进信用等级,“健全社会资本投入市场激励机制,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支持开展排污权、收费权、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及特许权协议项下收益质押担保融资,探索开展污水垃圾处理服务项目预期收益质押融资。”
马骏表示,经济的绿色化包括绿色金融推动经济的绿色化,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同样是企业和消费者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披露和透明。“企业披露了,我才知道这个融资是不是绿色的,产品是不是绿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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