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3日和25日，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后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办的“智库报告厅”发表演讲，对中国经济当下的转型与挑战提出了各自的观察与思考。

多年从事经济统计分析的邱晓华从宏观经济数据角度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分析，与注重转型理论研究的吴敬琏教授对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分析，共同为中国经济当下的“转型场景”勾勒出了一个多维度的转型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富有启示性的趋势分析与制度思考。

南方周末记者在综合二位学者讲座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了部分背景资料，以便于读者理解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逻辑。

上一轮繁荣

邱晓华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2010年间的三十余年，视为中国经济的“上一轮发展”。并指出在上一轮发展阶段中，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特征就是“快”。

“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世界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大概走两步半。”邱晓华说，世界经济平均每年3%-4%的增长，而中国的平均增速为10%左右。

在这一高速增长背景下，中国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发展到今天超过4万亿美元，平均增速16%，制造业则以每年20%的增速成长；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亿多人下降到六七千万，居民存款则从1978年的210亿元人民币剧增至今天40万亿元的规模。

这一持续的高速增长首先来自内外部环境的稳定与改善：外部是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释放与全球化进程加速；内部则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迅速释放出长期被压抑的人口、资源等经济要素红利，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外部因素良性互动的经济增长环境。

在和平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下，改革开放之初便参与了大量政策设计的吴敬琏教授，则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分析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逻辑。

吴教授坦言，2015年11月以来的热门话题“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他看来是一个困扰了中国经济发展几十年的“老问题”——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问题。这一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已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内。

1981年12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今后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十大方针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而这一半苏式、半现代经济学的提法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变成了更加规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理论阐释：从粗放的经济增长转向集约的经济增长。

所谓粗放的经济增长，是指仅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则是指在同等的资本和人力等资源投入外，依靠生产效率提高所形成的“集约型增长”。

吴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前“效率提高在我们的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0”，基本上是完全靠资源投入所形成的经济增长，一旦增长率过高（如大跃进）就会因发展不均衡而“出事”。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长期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而没有出大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改革和开放这两件事，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

吴敬琏教授认为，改革最重要的促进作用就是“打通城乡”：将原本被政策分隔而陷于低效利用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释放到了初具市场化形态的城市之中，从而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而开放最大的作用，则是在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形成之前，通过引入国外设备、技术和管理能力，迅速实现了社会经济形态向更高效率的工业化转型。

但这一轮以工业化转型为标志的经济增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面临着新的瓶颈：国内需求的饱和令“产能过剩”成为1998年经济下滑的主因，并引发了其后的大规模银行坏账和金融体系危机。

研究资料显示，199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基本停顿。但是到了2001年，中国工业就业率突然从20%上升到30%左右，重新开启了工业化进程——而此时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动力，已经从国内需求变成了“全球需求”。

2001年到2008年，中国出口翻了五番，而原本在1997年已经停止的工业化上升期，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又延续数年之久。

与“全球化需求”同时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动力的，则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为标志，城市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在拉动了一条涉及六十余个产业的庞大产业链的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可支配资源。

从这个意义而言，以2001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经济的“上一轮发展”可分为以工业化为标志的“上半场”，和以城市化以及进出口增长为标志的“下半场”。

经济增长动力“上半场”与“下半场”的转换，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结构中新的矛盾与挑战，而且引发了经济学界一场延续至今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2016年4月25日，吴敬琏在深圳演讲。（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在经历了国内需求拉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与国际需求拉动的“再工业化”两次加速之后，中国经济结构内部的不均衡状态日趋明显。

在邱晓华看来，这种不均衡首先体现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步：中国工业化已走完了2/3的路程，而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9%。

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城乡差距的明显扩大：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城市居民水平的1/3，如果加上医疗、教育和交通等各种隐性福利，则城乡差距高达1∶5以上。这一悬殊的城乡差距令近10亿农民收入无法达到跟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消费能力，成为了“上半场”经济发展中的首先陷入增长瓶颈的“需求侧”因素。

与此同时，在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住房、教育和医疗等产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的缺陷，带来了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的“三高”现象，吸收了城市居民的相当一部分收入，甚至形成了城市里相对贫困人口的增加。

在消费力不足的背景下，大多停留在低端产品阶段的工业生产体系又无法满足消费升级后所形成的新增市场需求，导致在产能过剩的同时，又出现国内消费者到欧美和日韩购买各种高端产品的现象。

邱晓华认为，这种生产体系无法随着收入水平提升而升级所形成的相对过剩现象，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和企业经营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当下“供给侧改革”突然成为热门话题的原因之一。

在市场需求面临“转型升级”困扰的同时，中国产业经济体系中的人力、环境和资源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邱晓华坦言，过去10%的GDP增长中，“带血的GDP”“黑色的GDP”和低效甚至“无效的GDP”至少占到2%-3%。而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理念下，这部分GDP“永远回不来了”。

此外中国企业高达130%多的负债率、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都决定了过去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在上一轮发展中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中，继消费乏力之后，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令出口这驾马车从过去高达16%的平均增速，迅速下跌至2015年的负增长。

随着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在2001年之后被“中国制造”彻底改变了竞争格局的国际市场体系，也开始了新一轮再平衡的努力。

邱晓华表示，新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不同国家有着很大的利益分歧和价值观差异，“你紧缩他宽松，你要自由贸易他要保护”，带来了国际金融、投资和贸易环境的混乱；同时全球化的趋势放缓，以美国组建两大自贸区体系为标志的区域性趋势在增强，以及包括印度等新的国际市场竞争者崛起，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挑战——换句话说，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正在转变成新的约束与限制。

在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巨大改变的情况下，消费和出口两驾先后失速，在2009年之后，几乎全凭信贷宽松政策引发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这一投资拉动模式很快陷入了“投资回报递减”的怪圈之中：2009年信贷宽松刺激经济增速跳增4%以上，并且维持了两年8%以上的增长；而此后的每一轮货币宽松效应仅能带来1%-2%的增长，且维持时间持续降低，到2016年一季度“史上最强”的信贷宽松刺激下，增长率比去年一季度依然下降了0.1%。

在投资拉动刺激效应急剧衰减的同时，货币超发所带来的泡沫效应却日趋明显：吴敬琏教授引述多方研究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总负债/GDP的杠杆率已很高，其中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杠杆率名列前两位。

吴敬琏教授在此对大家耳熟能详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国民达到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某些社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逐渐消退，“如果找不到新的驱动力量，他就停在中等收入那里上不去了。”

而这个力量在吴敬琏教授看来，“就是创新，就是提高效率”。

2016年4月23日，邱晓华在深圳演讲。（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体制障碍：从需求侧到供给侧

随着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出口增长及城市化加速，吴教授观察到国家“九五计划”规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在“十五计划”期间出现了倒退：一方面大规模的代工出口模式，在迅速扩大制造业产能规模的同时，并未带来整个市场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化加速下的土地财政和钢铁、运输等要素资源迅速向国企集中，形成了政府和国企在市场要素资源配置上的垄断性控制能力。

在2005年“十五计划”执行完毕时，围绕“十一五计划”的制定，展开了一场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大争论。吴教授将自己的立场和思考写进了2006年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但在此次演讲时他表示“看起来（书中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的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GDP导向的政绩目标下，形成了直接介入市场资源配置的“生产型政府”形态。而“造城运动”及以重化工项目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恰恰是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拉动GDP，并显示政府“经营业绩”的政绩工程。

吴教授坦言，这一资源投入式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一方面缘于“改革已到深水区”，让控制着市场要素资源的政府“革自己的命”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前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增加了社会改革的惰性。

与此同时，前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要素红利”迅速衰减：新增劳动力在2005年前后开始减速；由农村人口转移所形成的城市化进程也接近末期；同时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中国企业也从20年前的简单跟随和引进，进入了更加复杂的自主创新阶段。

2005年之后白重恩和伍晓鹰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因为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因素的下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而这一“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正代表着研究者们观察中国经济增长（GDP总量）的角度，正从需求侧转向了供给侧。

从需求侧的角度而言，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同样有“三驾马车”，它们分别是新增劳动力、资本形成和效率提高。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不难得出简明的结论：在新增劳动力已进入下降拐点，资本形成（投资回报率）接近负值之际，以“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为代表的效率提高，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引擎”。

也正是在这一认识下，2010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刻不容缓”的新口号。吴教授认为从“扩需求”到“提高供给效率”的思路变化，代表了政策决策层在“宏观政策决策上的一个重大思想变化”。

这一已经提出了二三十年，却依然未能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某种意义而言依然面对着多年以来难以跨越的“体制性障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教授认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来”。

结构性改革

何为“好的体制”？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句话：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而这两个“作用”的界定，则来自此轮改革逻辑的第二个关键：结构性改革。吴敬琏教授强调，他将“结构性改革”视为同一个概念，而不是分拆成“结构”与“改革”，正是因为此次改革的主题并非政府主导下的“产业结构调整”，而是重新调整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的“体制改革”。

正如邱晓华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的今天，中国社会和经济体系中依然存在着大量“体制性的结构问题”，如城乡二元化差距拉大，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不均衡等问题，并非简单地依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

他以房地产为例指出，住房作为一个特殊商品，本身既有市场化性质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同时还具有商品属性之外的社会福利保障属性。

这些不同的属性在上一轮住房市场化改革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并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其结果就是在政府发展经济的不同需求下，在“紧缩投资”和“鼓励消费”的两极政策之间不断摇摆，反而造成了投资者预期的不稳定和市场内更大的波动。

在吴敬琏教授看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的这一系列“体制性问题”，并非依靠某个“更聪明的政府”或者更有效的“政策调控”所能解决，而是需要对政府和市场的功能与边界重新进行界定与调整。

市场的基本功能在于有效配置资源与形成激励机制，而这一市场功能的有效运作则建立在政府和社会所提供的一系列“基础系统”支撑之上，如完善的法制体系、良好的社会道德观念等等。

吴敬琏教授表示，这一“结构性改革”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自2004年以来西方国家至少三次提出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他并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和《经济学人》的文章表示，结构性改革就是“对于某些制度构架和政府的监管构架进行改革”，“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

而在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各级政府部门典型的行为方式之一便是认为国内的市场体系常常“低效”甚至“失灵”，从而令政府不得不频频出手“帮助市场配置资源”。

吴教授认为，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说明了，此轮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正是将长期以来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转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部门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的职能范畴，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包括法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

吴教授在讲座中明确提出，政府不应该继续直接组织融资、操办项目或制定技术路线等传统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控”；同时应该在建立良好的法制体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基础性教育科研体系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新的结构变化过程中，一些原本被审批制度等行政化管理方式所限制的市场风险会暴露出来，如利率市场化改革触发的金融市场动荡等现象。

吴教授认为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暴发的前提下，政府有时不得不在微观领域介入，包括对凯恩斯主义式短期政策的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向传统政府调控模式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