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APEC)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了有关城镇化的高层论坛。谈到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一种模式)时，部分与会官员和代表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看到这种情况，中国城市发展规划设计研究院法定代表人杨保军有些着急，他以专家学者的担当做了一回“炮手”，把大家的心里话说出来：“当前，PPP是上头热，下面冷。”随后，论坛各方围绕PPP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陕西省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主任强晓安说，中国花在物流运输中的成本是美国的两倍左右，迫切需要改善与优化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然而，新型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全部让公共财政支撑是不现实的，需要PPP等多种途径来筹措资金。
以贵州省安顺市为例，目前基础设施等投融资需求有5000亿元。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1%标准，还将新增1000多亿元的融资需求。安顺市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贵喜透露，部分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企业开展PPP关键是看一个城市的财务报表，以及项目的现金表、利润表。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不但要有企业参与进来，而且要融到资，还要还得起。东部与中西部很多城市都在寻找PPP模式建设基础设施。”广东省东莞市常务副市长张科介绍说。
目前，同政府开展PPP合作的主要是央企或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基本进不去，即使进去了也玩不转。杨保军分析其中的重要原因时说，政府承诺的PPP回报率只有8%，可是，企业融资成本往往在12%，民营企业根本玩不起亏本的游戏。央企与地方国企可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获得资金，民营企业干不了的事，他们可以干起来。
浙江省投融资协会执行会长章建新认为，政府在PPP模式中的位置需要摆正，你是主导而不是领导，要研究怎么保证投资人的回报等问题。贵州省黔东南州发改委党组书记龙先金透露，PPP模式在下面不容易推动的原因是，流程比较复杂。按财政部的规定，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做评估和评审报告，时间较长增加融资成本。此外，还有项目周期长，利润比较低以及有些地方政府好的项目不愿意拿出来做PPP模式等。
围绕PPP模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重点强调资金的安全，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行业主管部门既要考虑资金的安全和收益，还要考虑到项目的实际操作层面，每个部门都根据职能分工出台一些实施细则，地方政府往往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浙江省宁波市副市长王仁洲表示，地方政府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法规依法行政，另一方面要确保在这方面合理的投资回报。在推动PPP项目过程中，让下面的投资单位具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格外重要。
宁波市财政局局长叶双猛介绍，宁波市PPP项目有100个，总融资额超过了600亿元。如何通过PPP模式推广，改变政府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的模式，确保社会资本在PPP模式中的平等地位，撬动社会资金的力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是重要的改革方向与目标。
“地方政府最好划清楚利益的边界线，用更专业的方式和市场来做PPP。”广东省深圳市副市长徐安良介绍，深圳市政府财力较强，今年宣布成立1000亿元的政府引导资金，首期350亿元资金中有200亿元是用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引导社会资金以PPP模式参与高速公路，以及城市地下管网、污水治理、保障性住房等项目建设。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潘迪佳建议，随着用PPP模式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增加，地方政府不仅要提供引导基金，还要提供相应的政策与金融资源，减轻私有资金的风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建设。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金融的创新，同样金融的创新必须依托于新型城镇化，才能实现共赢。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勇认为，对于目前PPP模式，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O(建设-拥有-经营)模式，BT(建设-移交)模式等，在不同的地区、项目要允许不同模式的创新，允许央企、国企、民企和外资的资金投入到新型城镇化领域中，并形成良性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