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由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主办，以“回眸与前瞻：环保产业支撑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17中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李自国做题为《“一带一路”——新时代、新挑战、新任务》的演讲。

    
     大家上午好！
 

     我大体分成四个部分向大家介绍一下“一带一路”的情况。
 

     从宏观的视角看“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一带一路”要放在整个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去看。近几年，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安全问题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然后提出开放、包容、联动、创新全球经济治理主张，所有这些理念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聚合了沿线国家的发展诉求，而“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对我们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
 

     “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三个重大转变。
 

     第一个转变，从接受和学习国际规则向参与制定规则转变。比如我们提出改革开放，改革是改变我们自己，顺应国际形势；开放就是敞开我们自己的怀抱，入世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上的游戏，遵守游戏规则。而现在我们提出的亚投行，亚投行的对外贷款只考虑经济因素，绝不附加任何的政治条件，这与传统的三大金融机构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构造出对国际经济治理的改变。
 

     第二，从分享别人的平台，到提供自己的公共产品。经过近3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我们认为有能力提供自己的公共产品，使我们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家，在资本的平台上获得一点发展的机遇。

     第三，确立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合作共赢才是相处之道”的新理念。这种理念打破了西方国家所说的“道义优势”，近几年西方国家各种推动的革命和造成的一些后果渐渐显现出来。西方国家以为自己掌握着制度的制高点，最近他们对我们的批评越来越少了，我相信是在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从战略的层面上考虑，要构建我们与沿线国家经济方面的“压舱石”。周边国家有这样一种说法，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与各国经济真正道路联通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不可能长期实行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局面。其实中国与沿线国家也需要压舱石，沿线国家之间也需要压舱石，“一带一路”可以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形成一种无形的保险。第三，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诉求，国际上有不少的中国威胁论，包括人口威胁论、资源掠夺轮，中国需要来证明自己是和平崛起的过程。

 
     “一带一路”的进展

     “一带一路”在最近三年内取得了哪些成果，或者面临的几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政策沟通。2017年5月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说是政策沟通最密集、规格最高的一次活动。“一带一路”是中国整个外交转型的标志，“一带一路”包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从共商阶段向共建阶段转折的标志，而共商的性质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共商的内容已经变成了我们怎么做。共商有几个结果：

     一是我国的确获得了国际世界的广泛支持。二是我国不仅获得了支持，而且发生了转变。我们与沿线国家签订了几个备忘录，表明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支持的态度，我们现在开始签署越来越多对接合作的规划。

     第二，设施联通。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要想富，先修路”的重要口号变成整个地区的共识，不少国家都力争成为国际枢纽。中欧班列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中欧班列的数量不断上升，2015年中欧班列达到815列，是2014年的2.7倍，其中返程班列572列，同比增长116%。我们还启动了一系列重大项目，比如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这也为“一带一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贸易畅通。沿线国家和我国的贸易占比在不断提升，2015年增幅为25.3%，2016年为25.7%，2017年一季度为26.7%。自贸区建设上有突破，2015年11月，推出中国东盟自贸区2.0版，2017年5月，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区签署文件，格鲁吉亚是前苏联区域里边第一个和中国签署自贸区文件的国家，是一个重大突破。

     第四，资金融合。大家经常说，我们是不是在沿线国家撒钱了，但是实际上我们非金融投资的现状是，我们在沿线国家的投资，沿线国家并不是我们直接投资的主体。比如2015年我们在沿线国家投资额只有148亿美元，占投资比重为12.6%，2016年占比8.5%，2017年继续降低。并没有因为“一带一路”的提出而出现投资紧缺的现象。我们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集中度非常高，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俄罗斯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就占了40%，这也说明我们的直接投资也非常谨慎和小心。大型投资还主要是在欧美国家，也说明了这些发达国家可以保证投资的回报率。

     环保部出台的一个文件里面提出来，要研究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金，不知这个基金什么时候成立，规模有多大，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为我们的环保企业使用。

     关于产能合作，虽然不是五通的一部分，但是领导人经常提及，我也想重点提一下。

     第一，中国在沿线20个国家已经搭了56个合作区，有个别合作区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

     第二，形成了两种合作模式。第一种模式，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为例，方式就是我们先签一个协议，然后就合作内容进行对话，再设立中哈产能合作基金，现在是20亿美元，最后形成了51个项目，价值286亿美元的产能投资。第二种模式，以与白俄罗斯的合作为例，这种模式比较常见，就是对方划一个附近的区域，吸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来参与。

     第三，我们实践的一些项目。以2016年对外承包领域的数据来说明，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承包额占整个对外承包额的51.6%，增长了36%，这也说明了这个地方对我们产能合作转移的重要性。

     第四，机遇所在的行业。我个人认为传统行业仍是重点，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人口增速快，有旺盛需求。第二，多数处于工业化或者再工业的阶段。第三，道路、电力等最基础的设施历史欠账多。第四，各国和中国一样，都会有一个城市化的进程，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大，包括通讯网络、水利设施、城市照明、供排水、轻轨、垃圾处理等等。

     比如，2014年中国的水泥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中国人均发电量4100千瓦时，柬埔寨是204，发达国家是9000左右，美国是13000，所以沿线国家的需求非常巨大，这为中国的环保企业走出去，特备是除硫设备的输出，创造了非常大的空间。再以铁路为例。孟加拉国人口1.6亿，而铁路总里程只有3000公里，而且大多是是100年前英国人修的。

     做一个小结，第一，“一带一路”是历史的必然产物。第二，“一带一路”聚焦了沿线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发展权。第三，未来的发展方向仍然是轨道交通、通讯、电力、建材、化工、机械制造等等这些行业。

     未来有两个行业值得关注：农业和环保

     关于环保：

     第一，中国出台了很多关于环保的文件，近期连续出台文件的文件有《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合作重点第一条就是共走绿色发展之路，国内则出台《“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境问题受到重视，以及提出了研究成立绿色“一带一路”基金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领域出台过这么多的规划，这说明环境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

     第二，环保部出台的各种各样的规划，我数了数有两万多字，之所以这么浓墨重彩，不外乎几个原因：

     一是西方国家的误读，即现在中国产能走出去，就是污染输出的过程。
 

     二是我们自己说了一大堆的关于许多发展的理念，不能光说不做，一定要把环保产业带出去。
 

     三是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做不好，就会遭到更大的质疑。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好的案例，对方以环境为借口，阻碍中国企业的落地。比如，缅甸的密松水电站、柬埔寨的柴阿润水电站等。
 

     四是我们现在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和有哪些新的任务，宏观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 
 

     第一，我们能不能形成产业链。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求我们国内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否则就是同质化竞争。在境外走出去过程中要避开在一个地方形成过剩产能，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塔吉克斯坦，已经出现了水泥生产过剩，商务部出台说，不能再在哈斯克进行水泥生产。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政治体制尚未定型，国家间关系复杂，大国争夺激烈。如何维护中国企业在在海外不断拓展的利益，对中国外交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第三，我们能不能撬动更多的资本参与。据2017年初亚开行发布的《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报告，至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每年至少需要1.5万亿美元，中国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
 

     第四，如何避开环境发展的陷阱。环境和发展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沿线国家处在工业化和再工业最基础的阶段，更多的传统产业在建设之中，出现污染不可避免。如何避开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的迫切。我个人建议分国别研究沿线国家的环境容量到底有多大，适合发展的产业到底有哪些。
 

     第五，能否克服文化差异，避开七七定律。国际上有一个七七定律，就是70%的并购没有实现预期商业价值，其中70%的原因是由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不力，这个定律也适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而中国走出去的区域也是问题非常复杂的地方，比如历史上的宗教问题，以及文化差异比较大。

     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办的问题

     不论在哪里投资，风险都是存在的，它与“一带一路”无关。“一带一路”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制度安排和及时纠错，使风险最小化。因此，不必夸大风险，因噎废食。通过制度性建设，减少这个过程当中的不确定性。其中主要有两点：
 

     第一，关注规则问题，没有规则难成方圆。比如我们现在提出要开展中哈标准和认证接轨方面的合作，实际上就是在谈规则。再比如我们和欧亚经济联盟谈的内容有九项，实际上谈的不是具体项目，而是谈的游戏规则。我个人认为应该以刚刚生效的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为蓝本，加速贸易制度和规则对接，与更多国家建立自贸区，包括签署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从而减少走出去的风险。
 

      第二，关注标准问题。从大处看，标准之争是竞争的最高境界。我们给在泰国的高铁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优惠，实际上是要与日本在东南亚竞争，一旦标准确定了，那么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也会采用中国的技术标准。最近几年我们对标准一直比较关注，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倡议，包括与12个国家标准化机构共同签署《关于加强标准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倡议》。应该说在实践当中，标准问题从小处看也会极大的方便项目的落实，有利于企业准确核算成本。举个例子，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项目，如果采用前苏联的建设标准，不仅没有中国的标准好，而且工期延长3年、5年都无法完成，采用中国的技术标准之后大大提前了工期。
 

     最后，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注重社会的责任。首先我们要放弃固有的工作习惯。第二，需要勇于承认“中国式”未必是最合理的，包括“中国式”勤劳，“中国式”的速度，有的地方是不适应的，他们认为这个速度太快了。第三，我们还是要多放低一些姿态，不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我们都摒弃掉一个观点“我们是去帮助他们搞建设，去提高人口素质”，而要明确我们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挣钱的主体，这时才能尊重当地的习惯，才有尊重当地法律的敬畏之心，才能适应当地的变化。

谢谢！